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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武昌首义风云

(本文根据网络搜索资料整理而成,旨在趣味讲述历史,不代表真实历史,亦不负任何法律责任。图片来自网络搜索,如有侵权,敬请联系,即刻删除。

广州起义失败后,孙中山远避美国,无奈重操旧业。革命的火种在他心中燃烧,何时能再次燃起,却不得而知。

革命的步伐不会停滞,湖北新军调往四川平定风波,革命党人却在武汉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上,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
文学社与共进会,看似文雅励志的名字下,隐藏着推翻旧世界的决心。他们计划起义,却因领导权问题争执不下。

为避免兄弟阋墙,双方决定邀请同盟会主持大局。黄兴虽在广州起义中负伤,革命热情却丝毫不减,他与宋教仁决定亲赴武汉,领导这场起义。

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革命需要人与钱的支持。新军中,已有心怀革命理想的士兵与革命党人暗中联络,而一位试图捐资买官的刘先生,则“贡献”了起义的经费。

九月二十三日,武昌起义指挥部成立,蒋翊武、孙武、刘公等人组成领导核心。一切准备就绪,起义定于十月六日。

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消息泄露,城中谣言四起,总督瑞澂严阵以待。更糟糕的是,孙中山认为武汉距离京城太近,一旦起事,清廷军队很快便会镇压,因此反对此次起义。黄兴、宋教仁只得听从命令,未能如期抵达武汉。武昌起义,眼看就要胎死腹中。

瑞澂得知有人密谋造反,惊恐之下,一方面加强搜查,一方面收缴军械弹药,试图将革命扼杀在萌芽状态。

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,革命党人决定孤注一掷,将起义时间提前至十月十六日。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,十月九日,意外发生了……

人物:蒋翊武

蒋翊武

人物:孙武

孙武

年仅十四岁的刘同,是起义总理刘公的弟弟,他经常出入革命机关。这一天,刘同在旁观孙武制作炸弹时,随手将烟头扔进了装满炸药的铁桶… …

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汉口,孙武身负重伤,其他人仓皇逃离。存放着起义文件和花名册的柜子无人顾及,而保管钥匙的邓玉麟,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去购买手表——这些手表是为了在起义时统一行动时间。

闻讯赶来的俄国巡捕逮捕了未来得及逃跑的刘同等人,并将缴获的证物移交给了湖广总督府。瑞澂得知后,惊怒交加。

面对事关生死存亡的名单,湖北布政司陈树屏主张销毁名单,安抚人心;而师爷张梅生则坚持严惩不贷,斩草除根。最终,瑞澂采纳了张梅生的意见,下令抓捕名单上的所有人。

对这一切浑然不知的蒋翊武等人,还在文学社总部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当晚提前起义。散会后,大部分人离开,只有蒋翊武等少数几人留守。

刘同的“神操作”还没有结束。或许是上午的意外让他心生恐惧,下午,他竟然向清军告发了革命党的计划。得到消息的清军立刻包围了文学社,彭楚藩、刘复基等人被捕,只有蒋翊武趁乱逃脱。负责运送弹药的杨宏胜也在途中被捕。而因为买表耽误了时间的邓玉麟,直到午夜才将起义的命令送到南湖炮队。错过了约定的时间,炮队营代表徐万年犹豫再三,最终没有开炮。其他各部也因为没有听到炮声,不敢轻举妄动。十月九日晚上的起义,再次功败垂成。

十月十日,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宏胜三人在督署前英勇就义。武昌起义的领导层几乎全军覆没,起义眼看就要失败。瑞澂的一纸搜捕令,却将原本打算放弃的革命党人逼上了绝路。他们意识到,已经没有退路,只能拼死一搏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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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义前的杨宏胜

瑞澂发布命令,关闭城门,禁止新军官兵出营,放出杀手,立即抓人。无论是否想要起义或参与叛乱,只要剪掉了辫子,即被视为清廷的不肖子孙,一律视为叛党就地正法。

瑞澂还洋洋得意地向朝廷发了一封表功电,大意是武昌有叛徒谋反,幸亏他机灵,再狡猾的猎手也斗不过机智的狐狸,他已经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,武昌再次恢复了安定祥和的局面。

在恐惧、紧张、焦虑、迷茫中,革命党人度过了十月十日漫长的一天。就在领导人集体失踪,起义再次陷入僵局时,一位微不足道的人物,工兵第八营班长,共进会的代表熊秉坤站了出来。他告诉营内的革命党人,不能再坐等炮声再起事,今晚就动手,以枪声为号,发动起义。大伙觉得有道理,因为从瑞澂的态度来看,再这么等下去,就是等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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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秉坤

晚上七点,第八镇工程营排长陶启胜夜查第五棚时,发现班长金兆龙搂着枪睡觉,旁边还有一盒。陶排长起了疑心,试探地问了一句:你想造反吗?金班长以为事情败露,索性直接说道:我就是造反。陶排长立即带着两个随从上前夺枪。金班长高喊一声:弟兄们快动手!于是,双方扭打起来。混乱中,一个名叫程定国的士兵向陶排长开了一枪。最终,陶启胜未能成功启动旗开得胜模式,中枪后逃走,死于家中。

程定国,一个奇妙的名字——臣能安邦定国。他随手开的一枪,就成为了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,不仅击断爱新觉罗家的龙脉,也为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敲响了丧钟。1916年,由于革命党内部矛盾,程定国被贾正魁设计灌醉,装进麻袋,沉江淹死。

枪声一响,军营大乱,清军前队队长黄坤荣等带人来弹压,也被击毙。而听到枪响才赶到的熊秉坤则一脸蒙圈,我还没宣布开始,怎么就打起来了呢?反正开弓没有回头箭,管他呢,干吧!成败与否,自有定论。正式宣布起义,率领众人向楚望台进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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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昌起义门

随着枪声响起,驻守武昌城内外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开始举火为号,发动起义。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以及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也纷纷响应,大家一起奔向楚望台,因为那里是军械库所在。由于此前的武器弹药基本都被搜缴,所以起义军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拿下楚望台,抢夺枪支弹药。赤手空拳革命和昂首挺胸自杀没什么区别。

不久,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军已达三千多人。以班长熊炳坤的军衔和影响力,显然没有威望和能力统帅如此庞大的军队。这时候,大家发现了人群中的第八营左队队长(相当于连长吴兆麟。

吴兆麟并非革命党,只是日知会的会员,甚至不清楚当晚是起义还是叛乱,完全是被裹挟进来,稀里糊涂就到了楚望台。阴差阳错的是,他却是这支东拼西凑的军队中官职最大的。

根据官大表准的原则,大家推举吴兆麟担任指挥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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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兆麟

面对群情激昂的起义战士,吴兆麟没敢说自己本来不想革命,否则极有可能被用来祭旗,只好硬着头皮当上了武昌起义军的临时总指挥。

没想到临危受命的吴兆麟真有两把当领导的刷子,指挥的有条不紊。首先提出两条准则:一不得滥杀,二服从命令。随后命令已入城的炮兵第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向总督府开炮,工程营会同各标营起义士兵,也向总督府发起攻击。

炮兵队能进城,还得感谢后勤的辎重队。

辎重队里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一听枪响,赶紧带人宣布起义,向武昌城进攻。结果在武胜门遭遇了忠于大清朝的消防队,双方大战一场,辎重队不敌,回头跑出城外。一直绕城跑到东南边城门大开的通湘门。

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李鹏升一瞅就知道是空城计,自然不会上当,继续一路狂奔。其实通湘门的清兵已经被起义军击溃,所谓空城计,纯属李鹏升庸人自扰。要不怎么说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呢!

最终,李鹏升带着辎重队绕着武昌城跑了半个圈,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西南边,遇到被守桥清兵堵住过不去的炮兵队。辎重队顺势加入,前后夹击,将守军击溃,大炮才得以运到城内。

实践证明真理的确在大炮的射程之内,两轮炮击,就彻底轰掉了瑞澂的底气。这时候,小妾廖克玉给了他一个建设性建议,去长江上的军舰指挥,打赢了是临危不惧,打输了掉头好跑。于是瑞澂真的跑了,不仅逃离武昌,事后唯恐朝廷治罪,索性流亡到日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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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义时武昌城内炮火连天

本来表示誓死与阵地共存亡的第八镇镇统(师长张彪,一看瑞澂跑了,决定越是在危险的时候越要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,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不过张彪没有出国,而是跑到天津租界当了寓公。修了一座气派非凡的豪宅取名“张园”。就是“近代中国看天津,百年天津看张园”的那座园子,先后接待过孙中山、溥仪等大人物。

总督、镇统,一满一汉、一文一武两位领导都跑了,剩下的清兵、新军就算是想卖命,都找不到东家,很快被起义军击溃。经一夜奋战、激关于十月十号那晚,谁开的第一枪备受争议。熊秉坤在其于1913年2月撰写的《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》中清楚指出是程定国。孙中山在日本介绍熊秉坤时却将其称为开枪者,并在《建国方略之一》中宣称“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”,由此引发了“熊一枪”的说法。
推测孙中山的这一表述可能是基于组织领导层面的考量,类似于将黄兴定为黄花岗起义的开幕者,以突显其在起义中的重要领导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