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区开个超市一年赚8万 小区超市的经营情况

“卖掉一线城市的房子，带着几乎零头的资金回到老家购置一处住所，剩余的钱存入银行，指望通过利息维持生活，然后找一份安稳的工作。”

这句话，或许已经成为了不少一线城市房奴的真实写照。

近几年来，经济形势愈加严峻，导致许多人面临失业、实体店倒闭等危机，收入大幅减少，甚至陷入了没有收入的困境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摆脱一线城市高额房贷的重担，成为许多人在困境中的唯一选择。

疫情也让我们的家庭陷入了困境，尤其是作为做实体生意的人来说，更是雪上加霜。

在无奈之下，我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——卖掉房子以求生存。

意外的是，回到老家之后，我们却发现生活竟然有了转机。如今，回想起三年前的决定，我感到无比庆幸当时选择了卖掉深圳的房产，回到老家发展。

当时，出售那套房子对我而言是极其艰难的决定。那是我们辛苦奋斗一生的成果，经历了无数的艰辛。这套房子已经成为了我们真正的家，我们也完全融入了深圳的生活。谁会愿意轻易卖掉这样的房子呢？

接下来，我要讲述我们在深圳的奋斗历程，以及从买房到卖房再到回到老家的经历。

我们俩都来自贵州安顺。安顺，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陌生。说到安顺，大家也许会想到著名的黄果树瀑布，它就坐落在我们安顺。

作为一个地级行政区，安顺的名气远不及其境内的景点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那里的贫困现状。

很多人都被迫前往沿海城市谋生。

1996年，我来到深圳。从时间上来看，我已经算是深圳的老“深漂”了。

当时我在深圳福田的八卦岭工作。经过两年多的印刷机学徒训练，1998年我升任印刷机长。这个职位的薪资相对较高。

因为那时许多香港老板在深圳开设印刷厂，而香港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内地。像印刷机长这种高技术岗位，薪资自然参考了香港的标准。

与当时深圳普遍1500-1600的工资水平相比，我的薪资能达到6000-7000，绝对算是中高收入群体。

尽管薪水丰厚，但由于性格内向，我一直未能找到伴侣。直到2002年，我遇见了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巧妹（现在的妻子）。她当时是一名普工。

我们年龄相差四岁，性格也各有不同。尽管如此，面对巧妹的天赋条件，我知道自己要好好把握。

我们都只有初中学历，因此对生活和未来的想法并没有太多的交流和规划。我们很快结婚，仅仅因为巧妹已经怀孕了。

如果继续做印刷机长，或许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在深圳买房。

一切的改变来自于我一次大病！

2004年，我罹患了严重的肺病。长期接触印刷油墨和干燥用的白色粉末，导致我得了职业病。

这使得我不能继续做印刷机长，收入骤减。虽然我有一些积蓄，但也不能仅靠这些生活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我们决定创业。毕竟我们在印刷行业有基础。

我妻子原来负责打样制作，我们租了一个小档口，购置了一台二手割样机，开始了我们的创业之路。

在深圳，只要有想法和胆量，赚钱并不难。不到一年，我们就赚了15万，那是2005年的15万！

之后，我们投资了一台数码印刷机，业务也因此扩展了。2006年，我们的全年利润达到了30万，逐渐能触及深圳的房价。

真正买房是在2009年。那时深圳的房价已经很高。我们选择了在罗湖购买一套116平的房子，单价达到23000元/平方。

实现了这个梦想，我们告别了城中村的颠沛流离，儿子也能就近上好学校，我们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。

但事业却因为买房后费用的增加而停滞不前。房贷、装修和月供让我们的流动资金大减，事业发展受限。

买房后，虽然我们维持了基本运营，但档口的盈利已很有限，无法实现进一步的突破。

在深圳维持生计已经很不容易，尤其是当市场竞争加剧时。

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如此脆弱。

2020年初，疫情爆发，给我们的档口和家庭带来了致命的打击。每个月的开支已经超过了12万，而收入急剧下降。

疫情的持续让我们的生意雪上加霜。我们不得不面对卖房、关档口的艰难决定。我们的最终选择是回到老家贵阳，生活成本低，而且疫情相对较轻。

在贵阳，我们还拥有一套房子，这是我们最后的退路。

经过艰难的决策，我们将深圳的房产以870万出售，虽然市值接近1000万，但急于变现只得低价出售。扣除债务和费用，我们手上剩余资产大大缩水。

尽管卖房令人痛心，但这一决定也带来了难得的轻松感。我们终于不再为疫情、房贷、孩子的学费而焦虑。

换个角度看，或许这是明智的选择。最终，我们踏上了回贵州的路。

回到贵州后，我们偶尔会谈论那些“卖掉北上广深的房子，回老家躺平”的段子。虽然贵阳的生活成本确实低，但我们还是无法放下商业的心态。疫情带来的损失让我们更加渴望赚回失去的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