执之子手与子偕老意思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回复

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这句诗词在婚礼上常被引用，给人们传递着深情的祝愿。这句话的本意是否真的与爱情有关？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已引发争议两千多年，值得细细探讨。

这句诗出自《诗经·邶风·击鼓》，原文为：

击鼓其镗，踊跃用兵。土国城漕，我独南行。

从孙子仲，平陈与宋。不我以归，忧心有忡。

爰居爰处？爰丧其马？于以求之？于林之下。
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
于嗟阔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

今天流传下来的《诗经》，主要由汉代的毛亨所传。古代对《诗经》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流派：毛亨的《毛诗》，辕固生的《齐诗》，申培公的《鲁诗》，以及韩婴的《韩诗》。在汉代时，《毛诗》并不如其他三家有影响力，反而是在民间广泛传播。直到东汉时，著名的经学家郑玄为其作笺，使其开始流行，而其他三家的版本逐渐被人遗忘。

唐初，孔颖达在毛亨与郑玄的基础上撰写了《毛诗正义》，使得《毛诗》成为唐代的官定教科书，并被纳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，地位日益提升。

在《毛诗序》中，孔颖达提到：“

《击鼓》，怨州吁也。卫州吁用兵，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，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。

”这一说法与《左传》中对州吁乱卫事件的记载相吻合，诗中提及的“孙子文仲”、“平陈与宋”也为此提供了依据。

对于这首诗的解读，前几章的内容几乎没有争议。根据《毛诗正义》的注释，这部分可以用现代白话文表达为：“战鼓声声震天，士兵们踊跃练兵。有人在修筑土城，有人在漕邑工作，而我却孤身南行，跟随孙仲子平定了陈国和蔡国。平定之后却不能归家，我的心中忧虑不已。在哪里能找到安身之处？我的马又丢失在哪里？或许要在那深山老林中寻找。”

最后两章的解读则争议颇多。西汉的《毛诗故训传》认为“契阔”意味着艰苦，表明生死相依的情感。而东汉的郑玄与毛亨的观点相似，但郑玄将“说”视为“悦”的通假字。他在《毛诗笺》中提到：“

从军之士与其伍约：死也，生也，相与处勤苦之中，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，志在相存救也。

”在他的解释中，这段诗句强调的是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。

历史上，第一个明确将这句诗解读为“男女之情”的学者是王肃。王肃与郑玄同为著名的经学大家，他在魏晋时期影响巨大。尽管王肃的许多著作未能流传下来，但《毛诗正义》中引用了他的观点：“

言国人世家之志，欲相与从生死，契阔勤苦而不相离，相与成男女之数，相扶持俱老。

”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形成共识，直到唐朝的《毛诗正义》，依然坚持着“战友情”的理解。

到了宋代，古文风气兴起，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在其《诗本义》中提出：“

《击鼓》五章，自爰处而下三章，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，而毛氏无说，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。

”欧阳修支持王肃的观点，认为这段诗描绘的是夫妻之间的离别，且结合历史背景进行了质疑，指出州吁并非如郑玄所言的士兵背叛。最终，朱熹在其《诗集传》中将“男女之情”这一解读定为主流，从此在明清两代无人能动摇这一地位。

进入近代，钱钟书也认为这句诗指向男女之情，并在《管锥编》中依据王肃的看法进一步推演。他指出：“

按《笺》甚迂谬，王说是也，而于‘契阔’解亦未确。

”钱先生认为，这里的情感涉及到征人别家之情，恐怕战死而无法归家的心情，接下来的诗句也揭示了生离死别的深刻感受。

进入21世纪，关于“战友情”的解读再次被提出。人们开始思考，生死契阔、同仇敌忾的感情，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恋爱中的相知相守相提并论。无论是战友情还是男女之情，这段诗句所传达的“生死相约”的情感，都是对真情的一种诠释，值得当代人深思与借鉴。

古今学者对《诗经·击鼓》的解读各有千秋，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深情厚谊。无论是战友之间的誓言，还是恋人之间的承诺，这样的情感在任何时代都是珍贵的。对今天的人而言，这段诗句所蕴含的生死相约之情，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和践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