执之子手与子偕老意思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回复
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这句诗词在婚礼上常被引用,给人们传递着深情的祝愿。这句话的本意是否真的与爱情有关?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已引发争议两千多年,值得细细探讨。
这句诗出自《诗经·邶风·击鼓》,原文为:
击鼓其镗,踊跃用兵。土国城漕,我独南行。
从孙子仲,平陈与宋。不我以归,忧心有忡。
爰居爰处?爰丧其马?于以求之?于林之下。
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
于嗟阔兮,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,不我信兮。
今天流传下来的《诗经》,主要由汉代的毛亨所传。古代对《诗经》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流派:毛亨的《毛诗》,辕固生的《齐诗》,申培公的《鲁诗》,以及韩婴的《韩诗》。在汉代时,《毛诗》并不如其他三家有影响力,反而是在民间广泛传播。直到东汉时,著名的经学家郑玄为其作笺,使其开始流行,而其他三家的版本逐渐被人遗忘。
唐初,孔颖达在毛亨与郑玄的基础上撰写了《毛诗正义》,使得《毛诗》成为唐代的官定教科书,并被纳入《十三经注疏》中,地位日益提升。
在《毛诗序》中,孔颖达提到:“
《击鼓》,怨州吁也。卫州吁用兵,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,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。
”这一说法与《左传》中对州吁乱卫事件的记载相吻合,诗中提及的“孙子文仲”、“平陈与宋”也为此提供了依据。
对于这首诗的解读,前几章的内容几乎没有争议。根据《毛诗正义》的注释,这部分可以用现代白话文表达为:“战鼓声声震天,士兵们踊跃练兵。有人在修筑土城,有人在漕邑工作,而我却孤身南行,跟随孙仲子平定了陈国和蔡国。平定之后却不能归家,我的心中忧虑不已。在哪里能找到安身之处?我的马又丢失在哪里?或许要在那深山老林中寻找。”
最后两章的解读则争议颇多。西汉的《毛诗故训传》认为“契阔”意味着艰苦,表明生死相依的情感。而东汉的郑玄与毛亨的观点相似,但郑玄将“说”视为“悦”的通假字。他在《毛诗笺》中提到:“
从军之士与其伍约:死也,生也,相与处勤苦之中,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,志在相存救也。
”在他的解释中,这段诗句强调的是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。
历史上,第一个明确将这句诗解读为“男女之情”的学者是王肃。王肃与郑玄同为著名的经学大家,他在魏晋时期影响巨大。尽管王肃的许多著作未能流传下来,但《毛诗正义》中引用了他的观点:“
言国人世家之志,欲相与从生死,契阔勤苦而不相离,相与成男女之数,相扶持俱老。
”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形成共识,直到唐朝的《毛诗正义》,依然坚持着“战友情”的理解。
到了宋代,古文风气兴起,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在其《诗本义》中提出:“
《击鼓》五章,自爰处而下三章,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,而毛氏无说,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。
”欧阳修支持王肃的观点,认为这段诗描绘的是夫妻之间的离别,且结合历史背景进行了质疑,指出州吁并非如郑玄所言的士兵背叛。最终,朱熹在其《诗集传》中将“男女之情”这一解读定为主流,从此在明清两代无人能动摇这一地位。
进入近代,钱钟书也认为这句诗指向男女之情,并在《管锥编》中依据王肃的看法进一步推演。他指出:“
按《笺》甚迂谬,王说是也,而于‘契阔’解亦未确。
”钱先生认为,这里的情感涉及到征人别家之情,恐怕战死而无法归家的心情,接下来的诗句也揭示了生离死别的深刻感受。
进入21世纪,关于“战友情”的解读再次被提出。人们开始思考,生死契阔、同仇敌忾的感情,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恋爱中的相知相守相提并论。无论是战友情还是男女之情,这段诗句所传达的“生死相约”的情感,都是对真情的一种诠释,值得当代人深思与借鉴。
古今学者对《诗经·击鼓》的解读各有千秋,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深情厚谊。无论是战友之间的誓言,还是恋人之间的承诺,这样的情感在任何时代都是珍贵的。对今天的人而言,这段诗句所蕴含的生死相约之情,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和践行。